受阻环保 日捕鲸路难再续？

行政组织规范和行政行为规范除调整的范围（即行政内部与外部）有所不同外，其行政法律关系具有相同的特点，行政机关都是居于主导地位，具有不对等的性质。

其次，应在审查处理中促进审查效力的普遍化。莫纪宏：《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制度分工的几个尺度探寻》，载《备案审查研究》2021年第1期，第10-19页。

基于此，本文拟对备审年报的内容展开实证分析，以此系统性地梳理出其中蕴含着的合宪性审查的发展脉络。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不同国家机关之间既有专业分工，也须形成目标一致、行动有序、互相配合与监督的治理体系，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第三，明示并援引具体宪法条款作出违宪判断。[5]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1期，第124-129页。[57]参见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2页。

[16]合宪性审查之所以成为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是因这一表述传递出温和指向性的实践动机，蕴含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环境、政治权力体制相契合的话语策略，有独特的价值导向和制度逻辑。备审年报中的公民建议已经涉及公民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生育权等权利保护。[62] 前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0页

合宪性审查并非一开始就被确定下来使用的概念。本文所使用的案例主要来源于这六份备审年报。首先，在审查研究阶段，要考虑各地方性法规的全覆盖，预设审查普遍性的前提。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一方面，备案审查工作中的合宪性审查较少出现宪法依据，包括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具体条款等。[53]参见翟国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双重功能》，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5期，第19页。

收容教育制度从存在到废除，即是从合宪到合宪的评价过程。审查论证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表述，已指明了社会变迁这一根本因素。目前，实践中创设的合宪性审查运行规则仍沿用备案审查程序规则，未来可以通过审查主体的互动、审查程序的衔接、审查标准的统一、审查结论的明确、审查处理的规范等方式实现这两种制度的衔接。[48]在备案审查制度中，依申请审查制度分为两种类型。

[53]《立法法》第110条第1款规定的提出审查要求的六大主体必然能开启对话的权利，第2款规定的其他国家机关可以作为对话的参与者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使得这两类主体都可以参与其中以补强宪法问题的沟通与对话的包容性。在合宪性审查中，若将所有类型的违宪不加区分地科以严重的政治责任，会增加违宪问题的敏感性，成为令各公权力主体退避的禁区，而备案审查之所以运行良好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其相对柔性的纠错机制。此外，2019年的备审年报公布了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和精神的审查案例，对有的地方性法规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查交通事故时可以查阅、复制当事人通讯记录的规定进行了审查，但并没有明示是否依据《宪法》第40条进行审查。[15]当下，合宪性审查这一语词则成为主流。

[43]目前，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的实践状况正在发生改变，从抽象概念到单列直陈，从制度机制到具体案例，备审年报显现出对合宪性问题开展审查研究的积极尝试轨迹。首先，制度存废与社会情势息息相关。

2019年的备审年报仅是对2018年废止收容教育相关法律规定后续处理的反馈和跟进。考察制度创设之初所承载的功能、废止时的社会法治背景及权利保障意义，可以发现这一制度的存废根源于基本权利规范内涵的变迁。

其三，该行为履行了其他机关主体维护宪法权威的职责，并积极促成机关合力，有助于实现对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系统性推进。[21]这意味着我国权力机关对于其他机关的监督并不注重刚性化和对抗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他机关的监督是一种支持型监督，实践中备案审查工作主要依赖于此种监督模式展开。以宪法司法化为篇名进行检索，2017年10月18日以后有5篇文章。[33]在这一审查案例中，表现为社会变迁引起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内涵的变迁，这构成了该制度被废止的前提。第二，笼统提及宪法及宪法精神，包含违宪判断但未作抵触型违宪宣告。第三，明示并援引具体宪法条款作出违宪判断。

此后历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均有相关论述。在八二宪法制定后，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相继成为主要的学术概念，揭示了我国合宪性审查理论研究话语的变迁。

 秦文峰，山东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莫纪宏：《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制度分工的几个尺度探寻》，载《备案审查研究》2021年第1期，第10-19页。

另外，合宪性审查已经涉及权利保障型案例。换言之，制度发展要求为违宪脱敏，并使合宪性审查结论具有社会可接受性、适切的政治可控性，让合宪性审查制度稳步推进。

祝捷：《论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决断和制度推进——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解读》，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12期，第26-34页。2018年和2019年的备审年报尽管都提及收容教育制度的合宪性审查建议，但均未公布具体的合宪性审查案例。（二）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建议筛查机制的构建为巩固备案审查实践中直面违宪的成果，更进一步促进合宪性审查的发展，有必要在我国既有的备案审查逻辑框架内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合宪性审查建议筛查机制。[18]从方法论上来说，西方制度语境下的违宪审查概念一般是指有权审查机关在违宪推定的前提下对立法进行审查，进而追问其是否违宪。

[22]这就要求在合宪性审查的话语逻辑中，体现对设定规范的行为赞同、鼓励的积极面向。该案对于推动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显性化发展具有如下意义。

[5]参见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1期，第124-129页。对此，梁鹰认为备案审查是合宪性审查的前置条件。

其二，该行为能够敦促审查主体在日常备案审查工作中直面违宪问题，客观上推动了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效力的普遍化，有利于促进宪法层面的法治统合。[57]在当前备案审查工作中，诸如对超生即辞退、收容教育制度等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的审查都展现了对政策性问题的介入。

不符合的措辞见于2019年的备审年报中的案例。在现行体制下，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被包含在一般性的合法性审查制度体系中，合法性审查制度具有吸纳甚至抵消合宪性审查的可能。在实践中，备审年报作为正式文书虽产生了一定的实效，但如何促进备案审查效力的普遍化以实现宪法层面的法治统合，仍需进一步探索，以期为推动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29]参见俞海涛：《立法审查建议双轨制的确立与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3期，第151页。

三、备案审查制度中合宪性审查的制度破冰2023年修正的《立法法》第110条和第112条增加了对审查对象存在合宪性、合法性问题的审查事项，表明规范层面对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的内容已作了扩张，这亦是对实践需求的准确回应。2020年的备审年报中的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案例，依据社会现实情况的变化得出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差异也应当随之取消的结论，但仅提及有合宪性审查建议认为这一差异性规定与宪法有关精神不一致。

由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对相关规范性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的制度，笔者称之为建议型审查制度。而这些具体宪法条款作为审查依据未出现在备审年报中，仅出现在审查研究意见中，从侧面反映出备审年报话语体系的独特性。

其次，应在审查处理中促进审查效力的普遍化。第二类指规范性文件在制定时即存在抵触或者违反宪法的情形。